我出生那年冬天，医院停电了一整晚。

产床冷得像铁板，我妈在痛得昏过去之前，只问了一句：“是个女孩吗？”

没人回答她。我也没再问过自己，到底是不是“幸运”的。

我叫何韵，是后来他们给我取的名字，在那之前，我只有一串编号，被放进“光明教育系统实验组”，成为“早年干预计划”的首批样本。

那年我六岁，记不得太多了。

只记得我很乖，特别乖，乖到一整天不说一句话，老师会摸摸我的头，说：“真像个合格的标本。”

我也笑，露出那时候还完整的牙，后来，他们开始教我说话、写字、识别“情绪”。

不是自己的情绪，是别人的。

“你要知道，哭的时候不能显得心软，那会削弱你的控制权。”

“学生情绪崩溃时，你不能陪他们哭，只能制止他们流泪。”

我学会了。我很擅长“控制”。

我拿过全系统模拟教学第一，十三岁起参与临床演练，十六岁时被授予“优等管理预备”，十八岁正式成为实习指导员，那年，我第一次面对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对他说：“痛，是可以被引导的。”

他正在发烧，手还在抖。我记得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没有哀求，只有不信。

他叫顾清玉。

那时的我，是为他擦酒精、监督签“悔过书”的人。

我不是没想过救他。那天我手里只有一瓶退烧药和一张指标表，表上写着：“本周超标服药人次已满，除非教学事故，否则不得额外补药。”

他不是事故。他只是“坏掉的顺从”。

我看着他咳，低头，签字，然后走出医务室，没有哭，和小时候的我一模一样。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

“光明”不是想培养好人，它只想制造“安静的人”。

而我，安静了一辈子。

我压下所有的悲悯和迟疑，一步步往上爬，成为“合格”的教育者，成为那套系统的执行人，成为那个连“愧疚”都能按时归档的实验成果。

我从没想成为恶人。

可到最后，每一个看着我长大的人，都说我是他们最成功的样本。

成功到连梦都能精准消除，你知道吗，我也曾有过不一样的梦。

年末系统休整时，我偷偷翻过学生的心理档案，看他们写在日记里那点偷偷藏着的、属于人的愿望：

“我想吃糖，真正的糖，不是带药味的奖励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