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城战场上消失时，江涛从没想过此生还有机会见到他的少将军。如果不是陆定远带着一队军纪整肃的士兵来剿灭他所在的匪窝，他大概会永远穿着一身破旧的长衫在一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土匪里当一个异类。他从不跟着他们下山去抢粮食，只会在有逃兵路过的时候拿着一挺轻机枪冲锋在前，即使对愿意加入他们的逃兵也赶尽杀绝。

当陆定远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迈着比四年前更显铿锵的脚步走到江涛面前时，江涛恍如隔世一般湿润了眼眶，随后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将军。”

陆定远同样肃穆地向他还礼，“这四年，难为你了。”

这是一间临河的两层小木屋，一楼的客厅并不大，仅摆放着一张八仙桌。随着江涛上楼，打开窗户，就能听见楼下河水涌动的声音。二楼的空间也不大，一张单人小床，旁边是还算整洁的书桌，再往里走几步，掀开帘子，就是晒些衣物的阳台。

陆定远打量了一圈，然后拉开椅子坐下。江涛见状就开始汇报工作：“弟兄们已经在周围藏好了，以您整理领带为信号，保证对方不会有一个人活着上岸。另外.....”

没等江涛说完，陆定远就打断了他：“其他的细节我就不听了，今天时间不多，我想听的是这几年报告上没有的东西。”

如果把春望计划中每一个小组在这四年里收集到的情报和根据这些情报做出的分析报告放到一起，应该能堆满这个两层的木屋。他仔细看过他们发来的每一份精简到不可再简的报告，但从未给过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小组哪怕一句话、一个字的回复。

这当然是为了整个情报网的安全，但陆定远最清楚不过，这样的沉默在他们眼里很有可能会被误解为不信任。

没人比他更清楚，长期潜伏，就是在狂热的平静中以超乎常人的忍耐消耗自己的生命。或许自己会在出门后再也回不来，又或许苍颜白发时都不会等到有人来唤醒自己。

真正的战争还没开始，陆定远本不应该启用春望计划的任何一个小组来营救他的母亲，但除了他们，他谁都信不过。他也不应该在这时与江涛见面，却还是想知道他的那些袍泽弟兄是否还像当初一样信任他，是否还清醒地记得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又为什么而来。

但是江涛见陆定远神情严肃，以为是自己的秘密被发现，吓得连忙从床上站起来，两腿一并，说道：“属下自知违反军规，愿受军法处置，还请将军网开一面，放过她们母女吧。”

陆定远疑惑，“什么军规，什么母女？”

“将军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我一个人来的，就带了个司机，兴什么师，问什么罪？”

不是因为那件事兴师问罪，又有什么是他没有写在报告里的？莫不是他的情报分析出了差错还是手底下的弟兄犯了什么大错？江涛紧张地一时间说不出一句整话来，四年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在脑子里纷乱的过了一遍，实在想不出该说什么，也不知怎么想的，眼睛一闭脖子一伸，说道：“我结婚了，我把她们母女藏在了公共租界一间公寓里，房东是个孀居了很多年的老太太，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你结婚了？”陆定远笑了起来，甚至很兴奋，“有照片吗？快快快，拿来我看看。”

他接过那张被江涛藏在离心脏最近的内侧口袋里的黑白照片，仔细端详着照片上有些羞怯的孩子和微笑的母亲，慈祥地像是那孩子的爷爷，重复着：“好啊，好，真好。”欣慰地好似自己的香火得到了延续。看了好一会才还给江涛，“你说你，紧张什么，怕我嫉妒你比我先有了女儿？”

江涛憨笑着，接过照片，重新放回口袋里，“我们的训练体系与复兴社非常相似，我以为将军效仿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训练方式，毕竟像我们这样的人，感情多了就是软肋。”

陆定远这才明白江涛的顾虑。在上海那间散发着淡淡霉味的空气里，沈初霁在看书的时候突然提起他们的“家规”——抗战期间禁止结婚。这条规定实际上在复兴社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陆定远笑着起身，按着江涛的肩膀，让他坐下，“你要是这么想，我倒真愿意你是怕我嫉妒。”

“这简直就是一句屁话。要是因为战争无情，就要让人也变得无情，那打仗还打个什么劲？你我抱定马革裹尸还的决心在战场上厮杀，为的是什么？国家与民族？这话当然不错，但是国家与民族也得有人，也得讲人情、人道，什么是人道？在我这，就是两个字，生活。七情六欲、吃喝拉撒、柴米油盐，这些琐事就是生活。我们是军人，但也是人。要守得住山河锦绣，也要补得了屋顶破瓦；要拿得起枪杆子，也要抡得起锅铲子；要砍得下敌人的头颅，也要换得了孩子的尿布。要战斗，也要生活。”

陆定远在屋子里说着这些江涛从未听过也从未想过的话。被派往上海时，陆定远说这是最复杂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执行任务的时候，所有小组成员都看着他，他好像可以听见他们心里的声音：“带我们出去，要打胜仗，也要带我们回家，活着回家。”

上海情报组所有人的性命系于他一人，压了他四年，他从不敢有丝毫的松懈。第一次，他听到“要战斗，也要生活”，还是从他最信任的将军口中听说的。自责和担忧一瞬间烟消云散，他的将军还是当年和他们一起在丹城山晨起跑步，说着与他们同命的将军。

心中巨石落地，江涛松了一口气说：“将军，您变了。”

“哪里变了？”

“在去巴黎之前，您看着我们，好像看着的是我们葬礼上的遗像，说话也像是临终遗言。您现在看着才像二十多岁的人，比以前精神多了，说话更......”

“有话就说！”

“更像是喜欢躲躲藏藏，打游击的红脑壳。”

“红”在青天白日的世界里是绝对的禁忌，即使现在红与白正在谈判，商议合作事宜。但陆定远似乎没有丝毫的忌讳，反而饶有兴趣地问了江涛对他们的看法。

“生活上一贫如洗，精神上坐拥千万。”

陆定远大笑，他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你能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这说明你确实在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沈教官再三强调的，属下一刻也不敢忘。”

“是啊，这是她说的，”提起沈初霁，陆定远收敛了脸上的笑纹，“你刚刚说的不错，我们在效仿复兴社，但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他们还有一条规矩，对领袖绝对忠诚，严惩背叛者和中途脱离者。我不怕你们背叛，也不怕你们中途脱离，我只怕你们放弃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把自己的脑袋当成木头而放弃思考，无异于自杀。红与白，是与非，就算我看的明白也说的出来，未必就能让你们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辩得明白。更多的时候我只能沉默，因为你们首先得活下去。报告上没有的其实就是这些，我想知道你们在四面楚歌的他乡过得好不好。原谅我从未夸赞过你们，但你们是我最优秀的士兵，最牵挂的战友。”

江涛已经热泪盈眶，他在扔块石头都能掀起千层浪的上海，在十年前红旗子被白刷子血洗过的上海，他看得不甚明白，分的也不甚清楚，他乔装改扮什么都穿过，但他晓得自己里面套的是和他的将军一样的军装，却不清楚自己到底应该做白刷子刷毛上的一粒灰，还是红旗子上的一根经线或者纬线。

陆定远似乎给了他答案，又似乎没给他答案。

但时间已经到了，司机上来提醒，“少爷，时间差不多了。”

江涛将陆定远送至门口，临走前，陆定远摘下脖子上的一块青绿色翡翠平安扣塞给他，“我回国的时候母亲送的，偏要我戴上，说是庙里开过光的，灵或不灵，图个吉利，送给你女儿吧，就当是我补的周岁礼。”

司机载着陆定远沿着河道溯流而上。昨天一个陌生电话打来，他第一次知道，在吴越交界之地，有一个地方叫桐乡。那是他今天要去的地方，也是他能见到他母亲的地方。